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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研究典范與中國大陸傳播研究

           2005-05-16 20:01   

            本文從考察研究“典范”概念入手,對傳播研究領域中有關的研究典范作了評析。在此 基礎上,對作為傳播研究“邊陲中的邊陲”的大陸傳播研究今后的發展,從研究典范的角度,提出了意見和建議?!?/p>

            中文關鍵詞:傳播研究、典范、社會科學、批判學派、詮釋  有關研究典范

            (paradigm)的研究,是一種“形上”(meta-)研究。Littlejohn(程之行譯,1993)指出,由于傳播研究在學術領域的知識地位迄未確定,形上理論的辯論乃是一個不期而然的結果。在以往十多年中,圍繞研究典范的傳播研究持續不衰(Littlejohn,1996; Fink & Gantz,1996)。而1985年國際傳播學會(ICA)在夏威夷召開的年會,更以“典范對話”為主題,引發了世界各國學者的熱烈討論和爭論(張錦華,1992)。從某種程度上言,典范研究反映了學術研究的自察(self-consciousness)和內省(introspection)。由那些有關社會科學的問題而引發,學者們對本領域所使用的方法的足夠性和合理性加以質疑(Littlejohn,程之行譯,1993)。

            1. 所謂“典范” 從典范研究的文獻看,雖然“典范”一詞可能早已有之,但作為一種對學術研究的時代風氣和模式取向的描述,學者的論述多以Thomas Kuhn 在其《科學革命的結構》(Kuhn,王道還編譯,1985)一書中提出的“典范”概念為起始點(如︰Babbie,1998; Littlejohn,1996; et al)。Kuhn是一個受過完整科學訓練的著名科學哲學家。通過對科學史的系統研究,Kuhn(王道還編譯,1985)發現每一個學術領域的研究者在進行學術研究時,都有其各自遵循的一套基本理念和原則。這種科學研究的基本信念或觀點成為其“典范”概念的重要內容??茖W研究者的選題決策、方法選用、對數據合用性的評判標準以及對研究結果有效性的判斷則,無不受這種“基本信念或觀點”影響(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

            然而,Kuhn所謂的“典范”涵義較為復雜。據統計(Masterman,1976),Kuhn在其《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使用典范一詞的方式至少有21種。Kuhn自己也說,“典范可以是什幺,這是本書很不清楚和很重要的問題?!?金吾倫,1994,p.89)。 這不僅引起人們對其典范概念理解上的困難和混亂,也招致了大量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的批評和爭議。

            為此,Kuhn在其〈“科學革命的結構”日譯本后記〉一文中對典范概念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其所謂“典范”主要有兩重意義︰第一,它代表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第二,它涉及該整體中的一種元素,就是具體的問題解答,作為一種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規則作為常規科學其它疑題的解答基礎(ibid.,p.90)。在這第二種涵義下,牛頓力學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Newtonian mechanics and Einsteinian relativism)便代表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兩個科學典范(Babbie,1998)。

            而本文所討論的“典范”概念,涵義主要是上述第一種所謂的“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和科學家的世界觀密切相關。正如Kuhn(王道還譯,1985,p. 183)自己說的,“典范的改變的確使得科學家對他們研究所涉及的世界的看法改變了。只要他們與那個世界的溝通是透過他們所看的、所作的,我們就可以說,在革命之后,科學家們所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世界?!盉urrell & Morgan(1979)將上述意義下Kuhn之“典范”概念應用到社會科學的形上研究中。他們認為,社會科學中的研究典范,是有關科學和社會基本性質的一組形上理論假定。Babbie認為,社會科學中的所謂“典范”,無謂對或錯,而只是提供了觀察人們社會生活的不同方式和思路。不同典范代表對社會和現實本質的不同看法(Babbie,1998)。就本質言,典范本身是一種對理論的“形上”抽象。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通常,理論是指“一套相互聯系的用來解釋某類社會生活的命題”,而典范,則“提供一種觀察社會生活的角度和方法,其往往基于對社會現實本質的一系列基本假定(assumptions)”(Babbie, 1998, p51)。Littlejohn(程之行譯,1993,p39)指出,作為一種對“理論”的形上概括,典范常常包含以下要素︰何種事物必須加以觀察?如何進行觀察?理論當 采取何種形式?這些要素是對不同典范所反映的“對社會現實的一系列基本假定”的一種實用性描述(operationalization)。事實上,對研究典范的區別和分析,常常是對其所基于的這“一系列基本假定”的檢視(Potter, Cooper & Dupagne)。當然,這樣的檢視決非易事,因為很少會有研究自我標定是遵循什幺典范而作的;相反,只有通過對其研究過程和成果的仔細分析和推斷,我們才能對其各典范要素進行認定和歸類(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Fink & Gantz,1996)。典范概念的一個重要指針是其層次。從文獻看,研究者在不同的場合雖然運用同一個“典范”術語,但真實所指常常彼此不同。Babbie(1998,p.43-49)在討論社會科學的研究典范時,介紹了早期實證主義(early positivism)、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社會沖突論(conflict paradigm)、象征互動主義(symbolic interactionism)、角色理論(role theory)、民族學(ethnomethodology)、結構-功能主義(the structural functionalist)、女性主義(the feminist paradigm)和社會交換(the exchange paradigm)等研究典范。

            上述典范分類是就社會科學家在進行科學研究時所遵循的某種模式或解釋角度而言的。下面將看到,其它學者在進行社會學(社會科學的其中一個學科)研究典范分類時,由于分類依據上有所差異,分類結果也會不同。事實上,社會科學的研究典范、社會學研究典范、傳播研究典范、媒介研究典范,顯然應用層次不同,而內涵各異。本文下面主要討論的,將是傳播研究典范。另外,由于典范的區分依賴于一定的尺度,所以即使在同樣的研究層次,不同的學者也會有不同的典范理解(Potter, Cooper & Gupagne,1993)。Fink & Gantz(1996)就從10個方面(區分尺度)來區分不同典范的不同特點。舉例來說,“詮釋研究典范”(莫家豪,1998)和“傳播與國家發展典范”(朱立,1992)的典范標定依據就各不相同︰前者以研究的方法取向而言;后者則以研究的理論和主題而言。

            下面將看到,任何一個概念的特定分類,其尺度(criterion)必須統一明確。但不同的分類尺度可能達至同樣的分類結果。典范研究有其獨特的意義和作用。正如理論對于研究的意義,典范為我們更清晰地了解和認識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高屋建瓴的全景式審視角度,使研究者能置身“此山外”而“識廬山真面目”,對其自身研究的本質和合理性有自覺的反思和觀照。Littlejohn(1996,p3)引用Hanson在其《發現的模式》一書中的話說︰“一位運用典范的觀察者,其所見所得將有別于常人;他能從別人習以為常的現象中,看到其它人所不曾見到的東西?!绷硪环矫?,研究典范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研究風格和取向。統計分析表明,就傳播學研究言,的確存在著不同的研究典范(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Fink & Gantz,1996);而研究者對各自所循典范也有很高的認同度(degree of conformity)(Fink & Gantz, 1996)。事實上,研究典范有時可以成為研究者研究重點(focus)的一個預測依據(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顯示了研究取向與研究主題的某種相互依賴性。所以,肇始于Kuhn的典范概念,為我們加深對學術研究性質和規律的了解提供了一個非常妥貼的分析工具。

            2. 研究典范的分類 任何分類都要基于一定的依據或尺度才有可能。如上所述,從實用分析的角度(operationalization),典范可以表征為一組對世界和社會現實的基本假定(sets of assumptions),從而對典范概念加以“設定”(configuration)(Potter, Cooper, & Dupagne, 1993)。從上節對典范概念的討論中可以看到,典范概念的討論從本質上是一個哲學課題,因為它涉及到對社會現實和研究本質的一系列基本假設,具有本體論(ontology)、認識論(epistemology)和價值論(axiology)的意涵(Littlijohn, 1996)。后面將看到,Littlejohn正是以不同的研究在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方面的不同取向為尺度來對傳播學研究典范加以分類的(Littlejohn, 1996)。在討論傳播研究典范之前,下面將先對社會學的研究典范作一簡單檢視。這樣做的理由是,社會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傳播學的母學科,它為傳播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研究課題和研究理論(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社會學具有較長的發展歷史,其學科發展已較為成熟(Schaefer & Lamm, 1995)。

            因此,考察其研究典范的區分,對我們認識傳播學研究典范應有意義。不同的社會學研究典范體現了研究者對社會本質的基本看法(Potter, Cooper & Dupagne, 1993),因此是研究者在本體論上的認識反映。對社會學典范的區分,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Friedrichs(1970,cf: 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認為,依據學者對社會是“趨向平衡”還是“永遠處于沖突”這兩種不同的認識,社會學研究典范可以分為兩大類,而各自的研究問題、分析策略和方法采用均不同。不少其它學者則傾向于認為社會學研究典范有三種(如Eisenstadt & Curelaru,1976; Lemert,1979; Ritzer,1981. cf: Potter, Cooper & Dupagne,1993)。無論在理論歸類還是研究總結上,這種對社會學研究典范的“三分法(trichotomous scheme)”區分法,分別以社會學的三個開山祖師Emile Durkheim,Max Weber和Karl Marx的研究取向為典范奠基,形成實證主義(positivist approach)、詮釋(interpretation approach)和批判(criticism approach) 三個研究典范(Schaefer & Lamm, 1995;莫家豪,1998)。如上所述,不同典范是不同社會觀(分別為functionalist, interactionalist以及conflict perspectives)的反映。

            社會學的研究典范對于我們認識傳播研究典范具有直接的啟發意義。實際上,兩者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區分典范可以有不同的尺度。在其《傳播理論》一書中,Littlejohn(1996)從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的角度對傳播研究典范分別加以區分。本體論討論的是存在的本質問題。在社會科學包括傳播學中,本體論所關心的是人的存在及人 們的社會交往的本質問題。Littlejohn(1996,p36)按本體論上的不同取向把研究區分為兩大類︰能動派和非能動派。認為“人本質上是能動的”的研究,強調個體和意義的具體性和生動性,否認存在從而反對尋找有關社會現象的普適規律;而認為“人本質上是非能動的”的研究,則認為人們的行為本質上是一種對生理和環境刺激的反應,具有規律性,因此主張社會研究應找尋現象背后所隱藏的某種普適性規律。認識論討論的是知識的本質和知識獲得的途徑問題。根據認識論上取向的不同,我們可把學術 研究分成科學取向和人文取向兩大類。前者人為知識是客觀存在的,是靠“獲取”的;后者則認為, 所謂知識是人創立的,產生于認識主體和客體(knower and known)的互動過程之中(Littlejohn, p35)。價值論討論的是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價值取向。Littlejohn(1996,p37)認為,根據價值論上的取向差異,學術研究可以分為價值中立派和研究者應有一定價值取向這兩大類。

            前者強調研究的客觀性原則,正如Babbie(1998)所說的,社會科學關心的是“是什幺(to be)”的問題;至于“應該是什幺(should to be)”的問題,則不在考慮范圍。而后者則認為,任何研究不可能、也不應該價值中立(Grossberg, 1987;Hall, 1982)。從典范研究的大量文獻看, 這種對典范的分類依據在典范研究者當中具有某種共識。而從分類結果看,上述Littlejohn的典范區分代表了一種典型的“二分法”(dichotomous categories)分類觀。這種“二分模式(two-category scheme)”有不同的名稱,但所指相差無幾,包括︰科學(science)研究和非科學(nonscience)研究(Gauld & Shotter,1977; Smith,1988; cf: Fink & Gantz, 1996);定量(quantitative)研究和定性(qualitative)研究(Anderson, 1987; Hall , 1982; cf: Fink & Gantz, 1996);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和人文主義(humanism)研究(Fink & Gantz, 1996)等等。上述二分式典范中,前者的基本假定是︰人是非能動的(本體論);知識是靠發現和獲取的(認識論);研究者應是價值中性的(價值論)。后者的基本假定則是︰人是能動的;知識是認識主、客體在互動過程中創建的;研究者不可能也不應該價值中性。

            基本假定上的分野,遂決定了不同的研究典范。然而傳播學研究典范的這種“二分法”區分對于很多學者而言似乎尚嫌粗略和籠統(如︰Fowler, 1984; Gerbner, 1983; Hall, 1983; et al. cf: Fink & Gantz, 1996)。具體而言,“人文”或“非科學”或“定性”研究尚應區分兩種不同的研究傳統,這就是基于整體分析(holistic analysis)的詮釋研究(interpretive studies)和基于價值判斷(value-based judgements)的批判主義研究(criticism)。因此,傳播學研究典范由此分成三個不同的研究傳統(traditions)(Bochner, 1985; White, 1983; cf: Fink & Gantz, 1996)。事實上,研究典范“三分法分類模式(trichotomous scheme)”似乎更為傳播學者所接受(Craig, 1992; cf: Fink & Gantz, 1996)。而Fink & Gantz(1996)從10個方面對245篇傳播學研究學術刊物上的論文進行內容分析研究,發現研究者對傳播研究的這三個典范的認同度(conformity)總體較高(Fink & Gantz, 1996)。傳播研究典范的分類討論很多,本文的主要意旨在于對上述三分法模式下的不同研究典范進行述評,所以對其他分類方法及不同分類方法的比較將不在此文范圍內。

            3. 三類傳播研究典范的比較 Fink & Gantz (1996)從10個方面對大眾傳播研究的三個研究典范即社會科學研究典范、詮釋研究典范、批判研究典范進行了比較,本文將其結果總結對傳播研究三個典范的粗略勾畫,細節處未免失當。當然,上述這樣的區分只具有相對的意義,或者說只具有統計上的趨向。事實上,正如Fink & Gantz(1996)所說,雖然總體而言,在上述的區分框架下,可以看到研究者對各自所循的研究典范有較高的認同度,但認同程度上述10個方面并不相同。這反映出在某些方面,不同典范之間并無什幺涇渭分明的差別。另外,一方面,多種典范在研究者當中并存,另一方面,交叉典范的研究也不乏其例。特別是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和定量這兩種方法的配合使用,已為很多研究者所贊同(Babbie, 1998; Fink & Gantz, 1996; Gudykunst & Nishida, 1988; etc. )。

            另外,有學者認為,客觀性(objective approaches,主要指會科學典范)和主觀性研究取向(subjective approaches,主要指詮釋和批判典范)也并非不兼容。當兩者在同一分析層次比較時,兩者的基本出發點可能明顯不同;但當我們考慮到研究過程涉及到不同的分析層次時,兩者之間可能不乏互相借用的地方(Gudykunst & Nishida, 1988)。

            傳播研究中的社會科學研究典范強調實證分析,把傳播研究當作一種“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研究(Czitrom,陳世敏譯,1994)。Littlejohn指出(程之行譯,1996,P23),社會科學研究慣于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科學的延伸;不少社會科學家所用的方法借自物理學。由于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原因,以傳播效果為重點的實證研究自30年代以來逐漸成為傳播研究中的主控典范(dominant paradigm)(Gitlin, 1978)。Potter, Coooper & Dupagne (1993)對1965-1989的8種美國主要傳播研究期刊所刊載的論文進行內容分析也發現,傳播學者的研究仍以社會科學典范取向的最多。不過他們并不同意因而稱傳播研究中的社會科學研究典范為“主控典 范”。然而,社會科學研究典范的確發展出了一套成熟的研究方法。對任何研究課題,先確定研究對象(conceptualization),然后界定對研究對象的那些方面進行研究(nominal definition),接著進行可操作化設計(operational definition)。通過這些過程的轉換,研究問題變成了具體可測指針(indicators)。通過對可測指針的測量、統計、分析,就能對研究問題進行回答,從而完成研究。

            由于任何研究問題都可按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理解進行界定和操作化設計(conceptualization & operationalization),Babbie (1998,P116)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使得其“能測量任何存在的東西”。以科學的概率統計和其它數理理論為依據,實證研究在數據的采集和分析方面發展出一系列研究技術,包括樣本研究法、深度訪問法、社區研究法、有系統的內容分析法等(Czitrom,陳世敏譯,1994)。

            研究設計和研究過程日益規范化成熟化。實證研究“儼然成為界定美國傳播研究范圍的優勢典范”(ibid., p.191)。社會科學研究典范的成就和影響是不容置疑的。作為一種優勢典范,實證研究“為我們增添了極多有關現代媒介運作和功能,以及它們對閱聽人行為效果的知識”(ibid., p.179)。So & Chan (1991; cf: Potter, Cooper & Dupagne)曾對399位傳播學者進行調查,詢問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傳播學概念和理論,結果發現,名列前10位的概念和理論幾乎都來自社會科學典范研究取向的理論成果。如上在典范分類部分所述,社會科學研究典范的出發點是世界的客觀性和理性認識的可行性以及研究者嚴守價值中立立場,這些原則似乎是把社會科學研究當作“常態科學”研究所必須遵循的。

            然而,這種方法論上的取向也為許多研究者所質疑和反對。C. Wright Mills認為,“那些盯住方法禁忌的人,總是拒絕對現代社會說什幺話,除非是資料已經通過了那個叫作‘統計儀式’的小巧磨坊……。我現在相信,這類作品很多已經變成只是行禮如儀──就因為這樣才具有商業價值,而且受到基金會的青睞──而不是如同他們自己所說,是‘對科學嚴格要求的一種許諾’”(Czitrom, 陳世敏譯,p.205)。

            他認為,社會學常用的研究方法,宜退回一步。在Mills看來,社會科學家做研究的主要讀者,已經從公眾轉移到顧客,使具有獨立批判思想的社會科學家,感受到研究機構威脅到知識的地位(ibid.,p.206)。而以法蘭克福學派為早期代表的批判研究傳統的研究者們更是在有關研究意義問題上對實證研究進行嚴厲批評。他們主張︰在分析社會任何一個層面時,必須考慮社會整體,否則其結果將會歪曲。過分強調整體的一部分,乃是一種“物化”(fetishization)(ibid., p.207)。而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從某種程度上,恰恰是一種對“整體之一部分”的研究。對傳播研究的社會科學典范所號稱的客觀性,批判學派的學者也頗有異見︰“實證社會科學已經變成一個苦行僧,不沾帶外在力量和七情六欲,為的是保持強行施與的中立性。它拒絕進入意義的領域……社會科學研究看待現代生活,包括大眾媒介,僅顧及表面價值,雅不欲把研究置于歷史和道德情景之中?!?ibid.,p.208)。此外,對于社會科學研究典范所謂“能測量一切”的聲言,批判學者也大不以為然。他們指出諸如文化方面的問題,被化約為實證上可以驗證的類目,乃極為不當,因為“文化或者正是人類心智無法加以測量之處”(ibid.,p.209)。因此,批判學者嚴厲抨擊社會科學典范所謂學術研究“中立客觀”之說,認為其既忽略研究與理論之間的關系,并將學術孤立與社會情景之外,而且根本就是研究者引以為辯護自己社會權力地位的護身符(Grossberg, 1987; cf:張錦華,1992,P22),因此其本身即充滿意識形態效果(Hall, 1982;張錦華,1992,p.22)。與社會科學典范不同,批判研究的主旨是探討權力宰制的層面(張錦華,1992)。批判傳播研究不是特指某一體系分明的研究派別,而是包含了許多不同的研究流派與主張,包括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國際傳播及新科技影響等領域中的帝國主義批判,英國的當代文化研究,法國的語意分析及后結構主義批評等,其共同取向是反對美國行為主義取向的量化傳播研究,并企圖從社會權力結構的運作角度分析社會現象和傳播現象(張錦華,1992)。

            批判研究反對有關研究者被動中立論調,主張社會科學研究有其社會、道德、政治責任(Allen, 1993)。如果把社會科學典范的研究者作“觀察者”(observer)︰世界在那里,研究者只是探求知識,并無任何道義責任;那幺,批判學者則可比作“創立者”(generator)︰選擇課題和研究過程本身具有道德和倫理意涵,研究者因此對自己的研究負責(Allen, 1993)。就傳播研究而言,批判研究通過對“客觀中立”的社會科學典范迷思(myth)的批評,使得研究突破既有的“科學”知識的限制。其對社會權力宰制結構的分析和批判,也使得人們警覺到現有民主制度的脆弱,對既有權力及弱勢團體的發言權力的合法性模式也重新加以評價。在批判學者的倡導下,學者可能更愿意參與社會,提出價值判斷,討論未來民主社會應有的傳播及生活模式,更多的介入社會進程之中(張錦華,1992)。因此,批判傳播研究已成為傳播研究中卓然獨立的一個研究典范。詮釋傳播研究取向認為世界是動態的,意義和知識的產生取決于觀察和認識時的具體場景(context),是一種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的互動過程。詮釋研究典范從本質上是一種人文科學的研究取向。如果說社會科學研究典范試圖和研究的客觀性相結合,那幺,這種人文科學的研究取向則強調研究和認識的主觀性和獨特性,其研究目的在于了解個體主觀反應的真相(Diefenbeck, 1984; cf: 程之行譯,1993,P22)。

            由于人文的方法更注重這種人的情感與悟性在人們社會行動中的主導作用,注重文化與行動的動態與內涵,注重歷史與現在通過微觀與宏觀的整合而體現。因此,人文的研究目的不在于揭示“客觀存在”的因果關系,不在于驗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理,而在于準確地體現行動者對于他們世界的主觀建筑。研究的手段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參與世界構筑的途徑(Giddens, 1984, Geertz, 1973 & 1988; cf:潘忠黨等, 1997)。詮釋研究典范強調整體研究和個案分析方法,是文化傳播研究方面的一個重要研究方法。與批判學派類似,符號學(semiotics或者semiology)、現象學(phenomenology)和解釋學(hermeneutics)理論成為詮釋研究的有力工具。由于批判學派和詮釋研究典范的這種特點,它們有時被合稱為“詮釋和批判論”(Littlejohn, 程之行譯,1993,p.31)。

            4. 傳播研究典范的應用與誤用  通過對上述有關典范概念、典范分類及三類傳播研究典范的比較分析,本節將就兩個與研究典范有關的問題進行討論。先討論典范運用的誤區。在典范應用部分,主要討論其對當前大陸傳播研究的啟示。

            1. 典范運用的誤區 朱謙(Chu, 1988)在談到西方傳播研究的缺失時認為,由于西方學術界存在激烈的競爭(publish or perish即“不出版就死亡”),傳播學者為保證其研究論文的出版,常常會選一些創意不大甚至重復自己和別人的研究。他認為,由于學者過分依賴定量研究方法和統計分析,有時方法本身成為研究的一個制約因素。因為學者趨向于只選取那些可以化約為定量測量和統計檢驗的課題,方法遂成為研究課題選擇時的關鍵考量因素,而研究課題本身的重要性和意義倒反在其次。其它學者也有類似觀察(如︰陳韜文,1992)。

            這顯然是一種學術研究的誤區,而且主要是就社會科學研究取向的傳播研究而言。就研究課題選擇和典范運用之關系,法蘭克福學派對社會科學實證研究傳統作了嚴厲批評(Czitrom,陳世敏譯,1994)。他們認為,實證傳統所界定的大眾媒介影響問題,即說服效果問題,是次要問題,不如教寬廣的意識問題,即文化價值問題,那幺重要。研究典范本來是用來指導研究的,但當學者為了順應典范的有關特征和要求而放棄其對研究最初所持的價值時,研究典范就走到了研究者的對面,成為研究者必須要應付的一個問題,可稱為研究典范之“異化”(alienation)。

            另一方面,雖然批判典范基于其深厚的哲學傳統,以社會權力的宰制來觀照傳播現象和社會現象,在實證傳播研究分析之外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思考面向(張錦華,1992,p.19),但其本身之研究傳統也一直受到不同學者的爭議。比如,“假意識與假意識形態”(false consciousness)觀點是批判學派用來分析政治經濟結構對媒介意識形態從而最終對閱聽人的意識形態具有決定關系的一個重要分析工具,也是現代馬克思主義文化分析的重要論點,但批判學者在使用這一論點時,有時也易于落入先驗判斷的誤區,而忽略了對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和權力結構的具體的充分的了解。德國媒介理論家Hans Magnus Enzenberger(1974;cf:Berger,黃新生譯,1991,p.50)在評述批判學派這一“操縱”觀點時認為︰“這個概念起初極具啟發價值,而且也完成許多個別的分析研究,可是它目前淪為單純的口號,飾非多于啟示?!庇捎谂袑W派的觀察和批判多基于主觀解讀、判斷,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可避免的主觀性是其弱點之一(Allen, 1993)。

            由于任何社會現象都可以有多個不同的觀察分析角度,如果學者在研究分析某一問題之前已存有某種先驗的觀點和傾向,其研究之科學性、合理性和可信性就會成為問題。因此,研究典范之運用,應持辯證的態度。一方面,研究典范為我們進行研究提供相對成熟或得到公認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因此應該積極而自覺地加以運用,使我們的研究達到較高的境界。另一方面,也應始終認識到,典范是由人創立和運用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不應讓典范成為學術創造性的禁錮。一個學者不必劃地為牢,人為地把自己歸于或限于某一典范的研究學派中。理論、研究和方法是不可分割的(Chu,1988)??茖W研究的典范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為了適應新的變遷,典范也應隨之更新和調整,“既要樹立典范以統籌研究,也應隨時挑戰現有之典范,以免其規限了我們的視野,拘束了我們的手腳,阻滯了前進的步伐”(朱立,陳韜文,1992,iii)。Fink& Gantz(1996)則指出,任何一種典范都有其特定價值,對不同典范下完成的研究成果的認可,將有助于傳播研究者探索更富創造性的研究設計。

            2. 研究典范對大陸傳播傳播研究的啟示如果我們應用有關學術“中心”和“邊陲”的概念,大陸的傳播學研究可稱為“邊陲中的邊陲”。通常,學術中心地區扮演著“學術生產者”的角色,而邊陲地區則是學術消費者,邊陲地區對中心地區形成某種“依賴”。從對學術的總體貢獻看,邊陲地區往往只在替中心地區從事學術“加工”,鮮有獨創的自主之見。邊陲地區的學術研究要想真正有所作為,一個重要的原則是“破”與“立”的辯證態度(朱立,1995)。從歷史看,世界學術中心處于不斷變動之中,亞、歐、美不少地區和國家都有過學術輝煌的時期,一度成為當時的世界學術中心(吳國盛,1995)。就當今許多學科的發展看,美國和歐洲是世界學術中心,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傳播學研究的學術大本營就在美國和歐洲(蘇鑰機,1995)。關鍵的問題是,在既有的世界學術格局下,作為學術邊陲地區的學術研究,應該有怎樣的學術自覺和對策,才能避免僅僅“從事別人創立的‘正??茖W’”(潘忠黨,朱立,陳韜文,1997,p.18)的命運?就中、港、臺的傳播學研究而言,就是如何開辟一條既“中庸”又有特色的學術發展之路。學者們對此已提出了許多建議(Chu, 1988;朱謙,1995;朱立, 1995;蘇鑰機,1995;陳韜文,1992;潘忠黨,朱立,陳韜文,1997)。由于這些學者深悉西方傳播學研究發展,同時兼具較濃厚的東方特別是中國文化背景,知己知彼,因此建議可說是十分中肯。

            從1978年起,中國大陸學術界對傳播學的探討和研究已有20個頭,期間經歷了引進階段、研討階段和為我所用階段(吳文虎,1995),可以說,傳播學的普及與研究在中國大陸已經打下根基。然而,從傳播學研究的層面和要求看來,都與國際傳播學學術中心甚至作為“邊陲”的港臺地區仍有很大差距。吳文虎(1995)對此從學術原因上作了探討,認為︰大陸的傳播學者還沒有完成從人文學科向社會科學的逐步靠攏乃至自我轉軌的學術修養;在方法論及具體研究方法上,還沒有完全改變以往思辨型的純定性分析方法;還沒有做好科學研究的前期準備工作,包括相關社會學科和交叉學科的學習借鑒,對大量新聞傳播動的深入調查與分析等。余旭(1995)則從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論述了制約大陸的新聞傳播研究的隱憂。大陸傳播研究存在什幺樣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從傳播研究典范的角度看,應該作何對策?本節將對此談兩點看法。

            1. 先規范,后特色。 兩岸三地雖說同屬傳播學研究“邊陲”地區,但發展也不平衡。蘇鑰機(1995)在論及兩岸三地的傳播研究特點時,認為大陸的傳播學術研究屬“封閉型”,“論文仍未脫離敘述和憑空議論的風格,寫作的格式和內容均與西方學術傳統要求相去甚遠?!?p.51)。而潘忠黨等(1997,p.15)在比較兩岸三地傳播學者的研究風格時也指出,“香港和臺灣的學者在方法的運用上更為嚴謹和系統,對所采用的方法交代也很詳盡,相比之下,大陸學者在這方面便顯得隨意一些?!彪m然他們客氣地表示,這些地區間的差異,并不一定是優劣之分,而是體現了不同地區學術傳統的區分及學者學術背景的區分。但作為學術研究來說,缺乏研究規范,無疑是當前大陸傳播研究的一個嚴重問題。這也許就是為什幺陳韜文(1992,p.433)在談到香港傳播研究“多帶有一點實證精神”時,主張“這一點實證精神是值得香港傳播研究者保留的,因為它可使傳播理論植于現實,不會流于過分玄虛主觀”的原因。就大陸傳播研究缺乏某種規范這一現象的原因來說,公正地講,客觀的原因甚至比學者們主觀的原因更具決定性。本文對此不作深究。這里只強調,就這種情況的結果言,就是很多大陸傳播學研究難以入流,更遑談與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學研究進行對等的交流和對話。

            從這個意義上說,蘇鑰機所謂“封閉型”的大陸傳播學研究風格,也是不得以而為之的。學術對話本身是一種傳播行為,而傳播的實現仰仗傳播雙方共同認可或知悉的表意規則(code)。在學術交流中,這種“規則”就是學術典范的遵循?!安灰砸幘?,不成方圓”。就研究的起步階段,從戰略上,應該有長遠考量,從嚴要求,考慮到當下努力的累積意義和長遠貢獻;在戰術上,可以有選擇,有重點,有自己特色。就大陸當前的傳播學研究言,也許最需要的是提倡對學術典范的尊重,而不是片面強調“中國特色”。對于很多大陸學者而言,這樣的要求有些不公平甚至殘忍,但學術生涯從某種意義上就是“不 出版就死亡”。在這個信息全球化的時代,任何學術成果價值的衡量標準,不會因為學者的背景而有所不同。衡量的依據只能是研究成果對學科發展的貢獻。這種標準具有某種普適性。

            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也曾經或者說仍在經歷與世界接軌的痛苦過程。學術發展,包括傳播學研究,也不例外。只有遵循一定的公認的學術研究典范,研究才能得到整個學術圈的認可。與國際接軌,才有希望,才是希望。雖然這種狀況的造成難以完全歸咎到學者自身,但歷史似乎注定要由他們來承擔這分代價。當大陸傳播學者來到國際學術交流的殿堂時,受到沖擊的難堪中未免沒有一絲悲壯。筆者認為,這種情況,隨著大陸的進一步全方位開放,學術交流的不斷增加,特別是人員交流和交往的頻繁,將逐漸改變。新一代大陸的傳播研究力量正在成長,他們不象前輩傳播學者般有太多的學術坎坷,心態上也更加積極、自信。在對待學術研究的態度上,敢于否定,才能不斷走向肯定,真正取得突破。先規范,后特色,這也許就是任何后來者必須面對的在“破”與“立”的辯證發展中前進的道理。

            2. 多種典范,百花齊放。在前面有關傳播研究三種研究典范(社會科學、詮釋、批判)的討論中已經提到,社會科學研究典范由于其為最多研究者所采用而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優勢典范”。然而,正如批判學者對社會科學實證研究傳統的批評所指,并非任何研究都適于用實證的方法進行研究。很多時候,為了能進行實證研究,方法論上的考量會以犧牲研究問題的恰當性為代價,這就是上述朱謙(1988)所謂的研究方法決定研究主題的誤區。從根本上言,研究典范存在的意義是指導研究,使研究有所依循,少走彎路,提高研究效率,并提供對研究成果進行比較評價的某種分析平臺(platform)。典范的運用,應視研究問題的性質和需要而定。就大陸傳播研究起步階段言,一方面要提倡對學術典范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不能對典范采取某種絕對的教條主義態度。

            從實際情況看,矯枉過正是最容易出現的又一個誤區。蘇鑰機(1995)在談到臺灣的傳播學研究的知識取向時指出其“仍受簡單化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所左右”。這是值得大陸的傳播學研究者警惕的。實證研究由于其與自然科學研究取向的某種方法論上的契合,容易為缺乏典范訓練的研究者所青睞和偏愛。實證研究如果運用不當,容易流于“八股文”式的形式主義,缺乏理論創意和研究者創造性的發揮,這種對“傳播學研究的現成腳本”(潘忠黨,朱立,陳韜文,1997,p18)的依賴,導致的是傳播研究“原創性”的缺乏和喪失(p18)。著名美學家李澤厚在給香港《二十一世紀》雜志的信中,提到90年代學術風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他認為,講究考據、微觀、實證的研究路向,對于80年代那種浮躁空疏的學風,的確未嘗不是某種成熟和進步。但如果“以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認為自有實證、考據才是學問,才是真功夫,則走進了另一個誤區。他認為,中國既需要有大批從事各種專業研究的大小專家,也需要一些年輕人去“勇敢地創造思想”(李澤厚,1996)。這里李澤厚談論的雖非傳播研究實證與其它典范的關系問題,但顯然我們可以從中得到某種照應和啟示。

            朱謙(1995)在談到中文大眾傳播研究將來的方向與課題時,認為需針對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二地快速和動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轉變著手。他特別強調“希望用我們中國人的智能,加上一些西方的學術觀念和研究方法,作選擇性的采用”(p.17)。從動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轉變尋找傳播研究的課題,是學術和社會、文化發展相結合的一種研究取向。這是中文傳播研究取之不盡的研究課題資源,也是大陸傳播學研究頗有希望和潛力的原因。從某種意義上,傳播研究從一開始就無謂“學術中立”,它從誕生之日起就負有某種實用和功利目的。對社會和文化的關注甚至參與或干預其發展進程,是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特色。社會在不斷發展,新的問題層出不窮,“傳播研究理應調整焦點,與時并進”(朱立,陳韜文,1992,p.v)。大陸傳播研究要想以目前“邊陲中的邊陲”之處境,走出一條成功的學術發展之路,一方面要強調對學術典范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可“定于一尊”,片面強調某種研究典范。也許,歸根到底,研究問題的性質,角度以及當時具體的研究環境和條件,才是決定研究典范選擇的根本考量因素。本文從對典范概念的梳理開始,一步步探討了典范的分類,三種傳播學研究典范的比較分析,典范運用的誤區,以及其對作為傳播學術研究“邊陲中的邊陲”的的大陸傳播研究的意義。如本文開頭所言,典范研究是一種“形上研究”,反映了學術對自身發展的一種“反思”。

            本文從特定的典范理解出發(主要從研究方法上而非從研究內容上加以界定),選擇與傳播研究典范有關的一些問題進行討論,希望在眾多有關的研究典范的宏論中,增添一點點粗淺之見,以觀照我們的研究動。當然“知易行難”,關鍵是“知行結合”,把認識轉換為我們的自覺行動。通過不斷的反思,使我們作為學術邊陲地區的傳播研究動能健康地發展。參考文獻中文書目王道還編譯(1985)︰《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譯自︰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朱 立(1992)︰〈“傳播與國家發展”典范之重認〉,朱立、陳韜文(編)《傳播與社會發展》,頁41-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朱立(1995)︰〈傳播研究“中國化”的方向〉,臧國仁(編)《中文傳播研究論述︰1993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論文匯編》,頁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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